图为王磊、于福全(左一)在厦门比赛期间。 于福全供图
接受记者采访的于福全介绍,作为内蒙古一所职业高级中学,和其他本专科学院相比,能参加这样的比赛,机会本身就非常宝贵,因此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准备。“此次比赛项目颇有难度,需自行学习编程、机器人以及智能领域相关的大量知识。”
除此之外,他们还在临近比赛时克服了疫情带来的困难,幸运的是,“当地政府、学校为我们开辟‘绿色通道’支持我们参赛,落地厦门后,到了隔离宾馆,我们一刻不敢耽误地继续进行线上学习。”
对于今次斩获三等奖,于福全用“成功的路上总是充满荆棘”来形容。“由于赛制改变,打乱了原有的训练计划,速度慢的‘硬伤’就摆在了面前,我们必须保证相关任务的完成质量,还要不断练习,提升速度。”
回忆起在厦门的比赛情形,于福全坦言,“第一天的比赛任务难度巨大,且个别内容完全出乎意料,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,达成的结果还是和预想的差一些。”
“不过,第一天比赛后,我们调整心态,告诉自己坚决不抛弃不放弃,毕竟还不清楚对手的情况,于是我们又专心准备第二天的比赛,并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出色发挥,最终取得了三等奖的成绩。”于福全谈起这些,一脸幸福。
在这两位青年看来,此次获奖最大的意义在于,作为内蒙古一所职业高中的老师,能和这么多高手同台竞技,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。
通过此次比赛,他们也认识到自身技能的不足。
他们说:“不管是技能培训,还是理论知识上,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,日后必定会再接再厉,争取取得更好成绩。”(完)
人工智能如何做到可信、可用?专家热议:把责任归结到个人****** 中新网北京12月11日电 人工智能治理的理想状态,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做到可知、可信、可控、可用。而在现实中,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虽然非常强大,但是离完美、完善仍有相当的距离。从技术角度和技术应用角度,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做到扬长避短? 近日,在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,专家围绕该话题进行了讨论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,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,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、那个不能用,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。但反过来,如果什么都不管,也不行。 “因此,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。同时,做技术的人,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、抑制工具,即约束风险的工具,尽快想明白。自己也做,同时号召大家做,两者结合。”他说。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、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,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,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,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。 “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。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。同时,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,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,要能够召回、撤销。在创新和监管之间,当然是需要平衡的,但归根结底,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。”他指出。 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、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,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,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。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,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。 “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,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。比如:模型层面的可解释,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,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,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,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。因此,在不同领域,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,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,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。”他说。 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,现在是不是时候? 高文认为,人工智能软件、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。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,可能带来危害,要么召回,要么撤销。 高文说,应用的开发者,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,他应该有责任。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,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,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,甚至可以起诉。“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,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,他可能觉得冤枉,因为他只提供工具,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,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。” “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,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。”田天建议,比如,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,造假、个人隐私泄露,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、生命安全的,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,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,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。 “在这个基础上,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,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。不光是从限制角度,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,促进合规地发展。”田天称。 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,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(I-AIIG)承办,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UNDP)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等国际组织、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。(中新财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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